对于普通读者而言,作为作家的钱钟书显然要比作为学者的钱钟书更为生动、更为熟悉。

 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,可能由于疫情的影响,暂时没有看到什么纪念活动,也少见专门的纪念文章。这样的平静如常,想来倒是符合钱钟书本人愿望的。钱钟书一向反对借他之名组织的各种活动,甚至不赞成研究其创作与学术。当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,就很谦逊地表示,“拙著不足研读”,希望“别求老师巨子之书而钻仰之,勿浪抛精力于拙著,使鄙人造孽也”。


  然而,学术乃天下公器。无论他本人意愿如何,钱钟书凭借其精妙绝伦的文学创作和戛戛独造的学术巨著,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。他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推上了崭新的层面,又开启了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。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、学术史或文学史的研究,要想绕过钱钟书已经完全不可能了。特别是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全球化语境中,钱钟书所彰显出来的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立场、胸襟与气度,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发展,显然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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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锺书


  一、对人的“生存境地”有着彻悟性洞察


 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,作为作家的钱钟书显然要比作为学者的钱钟书更为生动、更为熟悉。小说《围城》的长年热销和当年同名电视剧的热播,使得钱钟书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,拥有极高的知名度。但要说大家对他的作品有多么深入的理解,那倒也未必。


  如果暂且不说钱钟书延续到晚年的旧体诗创作,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全部完成。他的创作既有散文,也有小说,还有旧诗,“以旧诗与先哲共语”“以小说与时贤并论”,显示出青年钱钟书恃才技痒的个性和旺盛的创造力。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散文,犀利精妙、汪洋恣肆,在妙语巧言的缝隙中游刃有余,既有对社会世态、文人世界的无情奚落,又蕴含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思索,充分展现了钱钟书文学家的才情,也深深打动了无数的读者。


  在我看来,钱钟书高超的反讽艺术和丰沛的知识素养背后,有一条鲜明的却往往被普通读者轻轻放过的线索,那就是对人的“生存境地”和“基本根性”的彻悟与周览。无论是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对人生的点评,还是《人·兽·鬼》对人性弱点与人物心理的探索和描摹,抑或是《围城》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,莫不如此。特别是在《围城》中,钱钟书把对人“基本根性”的揭示,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从婚姻到人生,都是“被围困的城堡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,用《谈艺录》中的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“当境厌境,离境羡境”,这不正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吗?钱钟书后来在《管锥编》中时时阐发人生的“无出路之境界”或“人之生世若遭抛掷”,也都可以拿来与《围城》深沉哀怨的人生境遇相对读。钱钟书对世界、人生的洞察,与西方存在主义的理念相契合,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野,也赋予作品特有的现代性特征。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,并没有什么主动的推介,《围城》却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很大反响,甚至跻身“企鹅经典丛书”,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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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钟书杨绛夫妇在书房。资料图片


  二、四面交响,八面来风,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


  虽然普通读者不大可能去读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等学术著作,但我还是不得不说,钱钟书学术上的贡献其实远远高于文学上的成就。《围城》等作品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,而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。钱钟书和章太炎、王国维、胡适、熊十力、陈寅恪等人一起,代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成就。特别是钱钟书晚年的巨著《管锥编》,通过评骘《周易正义》《毛诗正义》《左传正义》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《老子王弼注》《列子张湛注》《焦氏易林》《楚辞洪兴祖补注》《太平广记》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十部古籍,立足于中国文化,汇通与融合了不同语言、不同学科的文化话语。既有中国的经史子集、稗官野史、小说戏曲,也有西方的文学艺术、历史哲学,还旁涉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不同学科,四面交响,八面来风,就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,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心。这十部典籍熔经史子集于一炉,几乎囊括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。这样气魄宏大之作,被钱钟书命名为《管锥编》。《庄子·秋水》中说:“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,索之以辩,是直用管窥天,用锥指地也,不亦小乎!”钱钟书借用“管锥”二字,显示出他对人类文化话语丰富性的谦卑与尊重,而世界主义的立场与视野,又显示出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与气度。甚至可以说,《管锥编》代表了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声音。如果说随笔、书评、《谈艺录》等代表了早年钱钟书的思考,那么我们不妨说《管锥编》则代表了他的“晚期风格”,是一部“晚熟”之作,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关于中西文化对话的思考,至此走向了成熟和圆润。


 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,努力沟通中西、融汇中西的学者并不在少数。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基础上,引入西学视野与范式,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特点之一。但是,从来也没有人像钱钟书这样,以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立场,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,努力融会贯通,抉发人类文化话语背后固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,彰显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阔大胸襟。


  钱钟书曾经在不同场合反复申说他有着“打通”的学术追求。根据我的理解,这种“打通”,既是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打通,也是各种学科的打通,还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打通。正是因为“打通”,使得钱钟书可以自由穿越学科,融汇中西,解构人类文化话语赖以存在的理论藩篱,显现出深藏于中西文化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,从而开创了一个极具世界性与当代性的话语空间。学者傅璇琮曾经有过一个评价,认为《管锥编》是“壁立千仞的著作”,对钱钟书的研读与研究,能够形成“一种严肃的、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,融合中西文化、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,不拘一格、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”。对此,我深以为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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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钟书手迹。资料图片


  三、秉持“和而不同”的对话原则,实现“真诚的思想融合”


  重读钱钟书,可以发现他在很多方面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。比如知识结构之于作家创作的问题,比如读书之于思想关怀的问题,比如形式批评之于审美鉴赏的问题,比如文学虚构之于历史真实的问题等,都值得重加讨论。


  我最有兴趣的是,钱钟书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胸襟与魅力。也许,他所达到的高度、深度与广度,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,但是,他的世界主义的立场与视野,为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命运问题或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,提供了直接而有益的启示。


  在全球化时代,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证、互识、互补变得越来越重要。乐黛云先生在《文学:面对建构人类新的精神世界》中说:“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学的互识、互证、互补和多次往返对话,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就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比较圆满的解答,同时为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讨论的视野和前景,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沟通和理解。”文学如此,文化亦是如此。


  钱钟书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,很好地体现了“和而不同”的对话原则。在他著作中不同文化话语的对话与互证,既不是为了取消差异而追求一律,也不是以一种话语兼并另一种话语,而是努力建立各种话语之间的平等关系,不断证明多元文化、多元话语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。钱钟书始终坚持广采“二西之书,以供三隅之反”,让中西文化、人文各科,甚至稗史小说、野语街谈,都在动态的沟通与对话、互释与互证中,既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,又尽量扩大商讨与宽容的空间,寻求有益于共存的基本共识,从而最终实现所谓的“真诚的思想融合”。这种思想融合的境界,应该是古今中外町畦尽泯,脱然两忘,彼此皆化为水中之盐,而非眼中之金屑。


  在全球化时代,如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出去,参与到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,这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。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基本质素往往与他者混合,在这样的前提与语境中,重新确证中国文化身份,而确证的基础即是“和而不同”的对话原则,确证的方式就是钱钟书所实践的那样,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,并发出“自己”的声音、发现“自我”的价值。当然,这已经是一个在世界文化语境参照中的新自己、新自我。


  正如他在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》中所说:“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,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。”钱钟书以全部的著作对中西文化话语与文学观念作出了现代诠释,展现了中西文化与文学对话、汇通与融合的可能性。这就启示我们,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与危机,如何通过对话,寻求最大的公约数,求同存异,互为主观,才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
 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,阅读钱钟书,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生活方式,“一回经眼一回妍,数见何曾虑不鲜”(王次回《旧事》)。时值溽暑盛夏,窗外炎日镕金,沉湎于钱钟书著作,体验不同话语的对话、碰撞和交锋,兴味盎然,清凉自来。值此钱钟书诞辰110周年之际,纪念钱钟书的最好方式就是摒弃种种纷扰,潜心读一读他的著作。只要静下心来,真正进入钱钟书的世界,自然可以感受到特别的文学魅力和人文力量,也会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,产生或深或浅的认识,在内心重新燃起希望。


  (作者:季进,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)


  (编辑:李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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