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明明很优秀,在周围的男性中,我的个子是最高的,相貌是最端正的,既有缜密的理性思维,也颇具行动力的,我的朋友都不如我。

  采访者:李牧谣


  受访者:马伯庸


  “我明明很优秀,在周围的男性中,我的个子是最高的,相貌是最端正的,既有缜密的理性思维,也颇具行动力的,我的朋友都不如我。可以这么说,我具备了男性的一切优点,只欠缺一项素质——那些女生称之为‘浪漫’。其实‘浪漫’这东西有什么好的,只有排除掉那种华而不实的感性,以绝对客观的视角,才能够彻底看清事物的本质,采取有效的手段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。”


  ——马伯庸,《ABC——一个理性主义者之死》


  2002年马伯庸在新西兰留学,为了哄当时的女友开心,在写论文的间隙写了一个故事《她死在QQ上》。“我不会甜言蜜语,只能编个鬼故事哄哄女孩子。”马伯庸说。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最终有没有被鬼故事逗乐 。


  15年后,马伯庸已经是一个从大厂辞职的全职作家,受邀参加“一席”时,他讲的是《当古人遇到十二星座》。他在开场白中说:“这些星座、命理,我个人认为属于封建迷信。我们天蝎座是不相信星座的。”短短三两句,把玄学爱好者们瞬间拍回了现实的地面。


  这一切,都令人愈发相信:《ABC》里的自述者,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——一个不太浪漫的,绝对客观的理性主义者。


  在小说里,那个理性主义者为了追求爱情而放弃理性,投入“流星许愿”的迷信怀抱,最后葬送了自己。


  在现实中,马伯庸施展他的绝对理性,成为了新书一小时预售额破百万的作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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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伯庸,一席演讲


  01 多栖动物


  马伯庸的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。用网友的话说,是“论坛时代——微博时代——影视IP时代”。按他自己的划分,是《古董局中局》之前和之后:“《古董》之前是一个自high的写作方式,《古董》之后是大家一起high。 ”


  受众的变化似乎并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太多困扰。“很多人会觉得写东西是不是要迎合市场,迎合受众。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受众要求的和你自己擅长的不完全统一。你能做的只是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人,而不是迎合那些和你不同的人。”马伯庸说。


  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影视IP,他每一脚都顺利地踩在时代的脉搏上。他似乎和时代相处得很好,既不抗拒,也不挣扎。在他眼里,资本和文学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,甚至是并行不悖的。“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。我对新事物的拥抱程度比较快。做事情还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点:你到底想得到什么?这个世界,科技在变,平台在变,但是内容本身不会变。”说这段话时,他的语气很平淡,似乎世界本来如此,似乎那些被变化打得措手不及的人,是某种意义上的“自寻烦恼”。


  马伯庸对环境的适应力或许来自他童年时期的13次转学。 他曾总结过转学生的生存策略——不要拿自己当外人。 他是一个多栖动物。 如果想让他传授一点“适应不同生存环境”的秘笈,他也许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。 因为,适应力对他来讲,已经不是技能,而是本能了。


  在南京首发签售会上,马伯庸一身运动装,看起来很精干 。 出版社的编辑说: “马老师现在每天健身,对下榻的酒店的要求是‘有健身房’。 ” 如果还记得马伯庸2018年圆桌派时的身材,说他“判若两人”绝不夸张。 刚及不惑之年的他,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体力跟不上创作动力。 “目前想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,主要还是在于精力和体力的问题。 村上春树就是一边跑一边写,我也是效仿先贤。 ”谈及他近期的困境时,马伯庸在电话那头说。


  面对跑步的痛苦和无聊,马伯庸说他每天都在跑步的时候想小说情节,“跑步机上一边琢磨一边跑,想通了一抬头,三十分钟过去,好似跑步的痛苦全快进了”。


  在减肥这个众生努力又众生挫败的事情上,马伯庸似乎再次证明了: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,没有什么“无趣”是不能转化成“乐趣”的,也没有什么痛苦是不能被适应的。


  02 “伪历史”考据者


  这次的新书《两京十五日》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有相似之处。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间段里填充细节,理顺历史的因果,雕刻历史人物。


  《两京十五日》的故事源于《明史》里一段关于朱瞻基的历史记载——“夏四月,以南京地屡震,命往居守。五月庚辰,仁宗不豫,玺书召还。六月辛丑,还至良乡,受遗诏,入宫发丧。”在这40多字的历史缝隙中,马伯庸拓展出了一个近70万字的小说。


  “这本书写的是朱曕基沿着运河从南京到北京奔丧的过程。 我在 想 他当时是怎么跑的?跑的时候是什么心情?遇到了哪些困难?得到了哪些帮助?这些在史书里是没有记载的,那就是我发挥的空间,这是我最享受的事。 ” 对马伯庸来说,历史小说的创作很像是警察站在凶案现场,要凭借遗留下来的线索来重新推演过去、 重构过去。


  “历史就像是薛定鄂那只可怜的猫,在时空中永远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迭加状态。惟有当历史学家翻开典籍,开始打算研究的一瞬间,历史的真实状态才会最终凝结。但是这种凝结并非恒定,无法通过重复试验来加以验证。一位古希腊物理学家指出:‘人无法两次研究同一段历史。’”马伯庸在早年的小说《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》 (下简称为《殷商》) 的序言中如此写道。


  在《殷商》的第一章,他虚构了一个作者—— 只斤怯不花·妫·康斯坦丁诺维奇 。 这个人名由一个蒙古族的名“只斤怯不花”,一个中国上古八大姓之一舜帝的姓“妫”,和一个波兰人的名“康斯坦丁诺维奇”组成。 在历史考据还没有成为马伯庸的想象力的边界之前,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,大概就是混搭。


  “例如以西方翻译腔的风格写三国,‘诸葛亮是如此惊讶,以至于他半天说不出话’;或是以东方武侠的风格写中世纪欧洲,‘一名教士跃至半空,刷刷刷甩出三剑,将对手迫退,然后长啸一声’。”(《马伯庸:重构历史是件很刺激的事》,人民网)他还把动漫《银河英雄传说》的同人文与元杂剧嫁接,写了一篇《元杂剧·忠感动天齐格飞义勇救主》。


  正是文体和思维的不受限,帮他冲破了历史小说最大一道槛——深度历史研究对想象力、趣味性和可读性的戕害。在他获得“人民文学散文奖”的作品《风雨<洛神赋>》中,就虚构了曹丕、曹植兄弟与甄宓的“三角”关系。在马伯庸的“考证”中,曹丕为了夺嗣,安排甄宓色诱曹植,并以给甄宓之子曹睿封爵作为交换条件。而后来成为魏明帝的曹睿,并非曹家后代,而是甄宓与前夫袁熙的孩子。


  看完这篇文章,我对马伯庸说:“我几乎相信了《风雨<洛神赋>》就是史实。”他在电话里大笑道:“这个就属于,看着越像真的,它就越好玩。” 我问他:“你相信历史有真相吗?”他说:“我相信。”


  马伯庸曾说,他的故事是伪历史,但不是伪造历史。虽然史料没有记载,但只要逻辑上成立,也不能说它肯定没有。不妨将这些作品当成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。 被网友称为历史“考据体”小说的作者,并没有把真实的历史当成他的目的地,那么他到底要去往哪里呢?


  他给我的答案是“好玩”。


  “历史对我的吸引力就是对既定事实给出一个新解释。对历史的重新解构,是很好玩的。我不像专业学者,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或者传道授业解惑,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事。”


  03 长途卡车司机


  “好玩”和“有趣”经常挂在马伯庸的嘴边。问他为什么喜欢历史,他说因为有趣。问他写作动力来自哪里,他说因为好玩。他不仅解构历史,还解构意义。


  他曾在豆瓣开了一档《马伯庸的冷门书单》的节目,发刊词的标题是“你太累了,开心有趣比什么都强。”他在节目里说:“这些书什么主题、类型都有,唯一的共性是不紧跟时代,也不蹭时髦话题,对你创业、实操、工作可能都没什么用……甚至连启示都没有,只是觉得很有趣。合上这本书的时候,你会觉得这一天荒废的特别充实。”


  “荒废的充实”大概是“好玩”的另一张面孔:对生活没有过高期待,对单调较为耐受,这样生活反而遍布“乐趣”与“充实”。 而 它似乎也成为了解读马伯庸的一把钥匙。他在施耐德公司一呆就是十年,在他的告别文章《十年》里写道:“这不是恭维。一个人如果愿意在一家公司停留十年,那么一定有工资之外的理由。” 事实上任何的长期合作,都不是单方的功劳。 显然,马伯庸也是一个对重复和单调忍耐度很高,对一件认定的事忠实度很高的人。 虽然他一直追求“好玩”,但他似乎也默认了“无聊”才是生活的底色。他说,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是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。 “因为我对娱乐活动没有兴趣,K歌、party我都很少去,连玩游戏都喜欢玩单机的。 ”


  我问他,如果不当作家,最想做什么工作?他说:“我觉得可以去当一个长途运输卡车司机吧。一个人长久地在路上孤独地开车感觉也挺好。”


  作为一个追求有趣的人,他时而也向往无聊。


  下为采访实录:


  记者:这次的《两京十五日》是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火了之后的第一部小说出版的作品吧。会不会有压力?


  马伯庸: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,对我来说每次写作都是一次比较新鲜的体验。新鲜感够了,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至于能不能获得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这样的成绩,我倒看得还比较淡。


  记者:在写《两京十五日》的时候,你在创作上有哪些新的尝试?


  马伯庸:最新的尝试就是我试图把明代的京杭大运河的特色写出来,它中间涉及到的这些城市特色、风土人情,包括运河里的各种规矩,以及背后的政治形势。所以它的写作难度比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要大。


  记者:《两京十五日》里面四个主要人物,在设计人物性格、命运的时候,你是怎么考虑的?


  马伯庸:它里面有一半是真实的历史人物,我就要尽量让他们符合这些历史人物本身的特性,比如说于谦,我就不能把他写成一个老滑头,因为他是忠义的代表。我可以写他为什么后面 会 变成一个这么充满正义感的、勇于担当的人。 我想找一些他在年轻时候的源头。 像朱曕基,他后来是宣德皇帝。 宣德也算是明代历史中比较仁德的一个君主,他为什么会这么仁德,一定也有他的原因。 其实说白了,就是我想给这些人物找到他们正史形象中的一个源头,给他们在正史中的行为做出一些解释。


  另外两个就是虚构的人物,他们也是代表的是一些当时明代的市井小人物。


  记者:这四个人物哪个比较像你自己,或者像某一个阶段的你自己?


  马伯庸:都有,这个没有说哪一个完全像的。只是说其中有些人的一些特质拼到一块,是我想达到,但一直没有实现的。比如说于谦在这个里面有点像是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,有很多特别好的想法,但是在现实中总是碰壁。


  记者:《两京十五日》内核会不会有点像闯关游戏?


  马伯庸:我觉得还是不太像,里面也不是有Boss,每过一关打一个Boss这种,作品和游戏可能形式上还不太相同。


  记者:你是一个挺高产的作者,你的写作冲动来自于哪里?


  马伯庸:这个动力就来自于想法吧,就是对于对历史的一个重新解构,就是很好玩。我不像专业学者,要还原历史真相或者要传道授业解惑,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玩的事。


  记者:如果让你回顾自己创作的过程,你会把它分为哪几个阶段?


  马伯庸:应该是从可以分成《古董局中局》之前和之后吧,《古董局中局》之前是一个自high的写作方式,《古董局中局》之后是大家一起high。


  记者:有人用“论坛时代”“微博时代”“影视IP时代”来标记你的创作历程,你一直踩在时代的脉搏上,对于这几个时代的创作环境、特点你有什么看法?


  马伯庸:论坛时代就是一个标准的自high时代,自娱自乐或者小圈子娱乐。微博时代是一个小众的大众化过程。玩的还是小众那些东西,但是接触的粉丝会更多了。后面到了影视IP时代,那就比原来的人数要更多。


  记者:你自己在创作上会根据不同的受众会有一些调整吗?


  马伯庸:这个不会,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。很多人会觉得写东西是不是要迎合市场,要迎合受众。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受众要求的点和你自己所擅长的点不是完全统一的,你能做到的是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人,而不是迎合那些和你不同的人。


  记者:你怎么看待资本和文学之间的关系?


  马伯庸:资本和文学我觉得属于并行不悖了,因为好的文学它一定会有改编的价值,自然会有资本愿意过来投,来做IP方面的开发。同时,资本的进入实际上也会促进、鼓励这些作者去开发更好的内容出来。


  记者:你觉不觉得自己和这个时代和解得很好?比如你一直在拥抱新事物,在严肃历史和流行文学之间切换和融合,作品也很符合影视化的需求。感觉你自洽得很好,和这个时代相处得很好,不怎么挣扎,没什么矛盾。你自己觉得呢?


  马伯庸:我觉得倒谈不上和解吧,只是说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说一定要对立起来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,比如说电子阅读这个事,很多人说我就习惯手扶着书本,拿着实体书在手里我才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但是我其实很早就已经转到电子阅读了,因为对我来说,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不重要,仪式感也不重要,重要的就是书的内容本身。而且实体书出门其实拿起来很不方便的,我现在手里有一个Kindle,手里有一个阅读软件,我可以看的书可能比以前还要多一点。就像你刚才说,我对新事物的拥抱程度比较快,电子书出来迅速就转到电子阅读上面去了。对我来说,我觉得还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点,就是在于你到底想得到什么,这个世界的科技在变,然后平台也在变,但是内容本身是不会变的。


  记者:你的《寂静之城》是一部成功的未来小说。但你后来就一直在创作历史小说。现在还对未来感兴趣吗?比如人工智能什么的,有没有考虑据此进行一些创作?


  马伯庸:原来也想过,但是这个有一个致命的问题,就是在于我理科不好。我觉得写任何东西都必须要足够专业才行,我写历史的话,我觉得至少说我能写一个历史出来,感觉好像很像模像样。但是你现在让我写一个未来的东西,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技术细节,像你刚才说人工智能什么样,我真说不出来,我也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回事,我就不要进入了。


  记者:我看你在微博上经常分享您自己的梦,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

  马伯庸:这个梦就是,因为我习惯醒了以后就记下来,我是觉得好像基本上大家都会做这样的梦。只不过是说我可能比大家要勤快一点,把它都记住了。


  记者:你醒了之后还能记得自己的梦,这还是挺不容易的。


  马伯庸:我主要是习惯了,可能通过一定程度的训练,达到这个效果。


  记者:人类对梦有不同的解释,比如周公式的认为梦是预示未来,而弗洛伊德式的认为它暗示过去。对你来说梦代表过去还是未来?


  马伯庸:我觉得这个没有过去和未来之分,只是人类大脑皮层过于活跃的一个表现,我也不觉得它是有任何预兆或者未来的启示,就是说它可以从中窥到你现在的心理状态。


  记者:如果不当作家,你最想做什么工作?


  马伯庸:我觉得可以去当一个长途运输卡车司机吧。因为我觉得长久一个人在路上孤独的开车感觉也挺好。


  记者:你对很多事情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你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是来源于什么?是不是被培养出来的?


  马伯庸:这个是被培养出来的。因为我转学转了十三次,所以 没有什么朋友,同学也很少,对我来说童年基本上就是跟自己玩,时间长了就能培养出一些自娱自乐的东西。


  记者:作为家长,你怎么样培养小朋友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呢?


  马伯庸:我觉得这事就是完全随缘了,就是肯定是随缘,因为这个东西我考虑过,但是不太可能通过主观想法培养出来的,这个就完全看个人的运气。


  记者: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,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


  马伯庸:是一个可能比较无趣的人,因为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,然后也不爱去唱K,很少去各种party。连我玩游戏都喜欢玩单机游戏,《王者荣耀》什么的我就不太会打。所以在他们眼里比较无聊吧。


  记者:你之前反复提到自己有“阅读焦虑症”,眼睛必须不停地看东西。让我联想到庄子的“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!”你怎么看待这句话,你觉得自己陷在这种知识困境里吗?


  马伯庸:倒不是说求知的困境,而是说我习惯随时有东西输入,一旦没有东西输入就会陷入焦虑。“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”这个事情不是我所考虑的,对我来说,“知”本身只是一个过程。


  记者:那你想要改变阅读焦虑症吗?


  马伯庸: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能取得的成绩很多都是跟这个阅读焦虑症有关,也不用特别去改变,也改不了。


  记者:今年高考作文有一道题是“齐桓公、管仲和鲍叔哪个感触最深?”这道题如果出给你,你会怎么答?


  马伯庸:这三个人里感触最深的其实是鲍叔牙。因为很简单,就是齐桓公最后得到了一个得力的臣子,管仲也是顺利地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而且委以重任。鲍叔牙在这里面他没得到什么,从利益角度,他是所得最少的一个,但是他仍旧就选择去帮助。说明他是一个真正忠于齐桓公,而且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个人。


  记者:2020年你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过的?


  马伯庸:2020年最舒服的一天,就是大概是过完年,应该是初五,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,国内疫情挺严重的。回来以后先居家隔离了14天,14天隔离完之后第15天可以出门的时候,那一天过的好开心。


  记者:你目前的困境是什么?


  马伯庸:写作倒是没什么困境,目前想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,可能主要还是在于精力问题,因为写作除了灵感之外,其实也要付出大量的体力。这个付出实际上也是挺不容易的,村上春树就是一边跑一边跑步,我也是效仿先贤,也是一边健身一边写作,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创作东西。


  记者:你下一阶段的创作目标是什么?


  马伯庸: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写一些和前几部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,我这个人喜新厌旧,每次都希望写一些上次完全不同的尝试。古代也不只是局限在明代或者唐代这种,可能会选另外一个之前没写过的朝代。手法的话暂时我不知道,我要知道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,要开始动笔的时候才有想法。


  (编辑:李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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